砥砺奋进的“宁波帮” ——浙江“宁波帮”与新中国风雨同舟70年

砥砺奋进的“宁波帮” ——浙江“宁波帮”与新中国风雨同舟70年

宁波东部新城夜景水贵仙摄
宁波日报记者崔小明通讯员陈茹
2019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屠呦呦和顾方舟分别获得了共和国勋章和“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此殊荣的仅36人；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王宽诚、史久镛、包起帆、屠呦呦获得了“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此殊荣的仅100人；
在浩瀚的宇宙中，经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命名的“邵逸夫星”“王宽诚星”“曹光彪星”“李达三星”“贝时璋星”“谈家桢星”“吴祖泽星”“贺贤土星”，星光熠熠，璀璨夺目……
这些闪光的名字，来自同一座城市——浙江省宁波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宁波帮”。
近代以来，“宁波帮”人士秉持“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达理、知恩图报”的精神，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仅谱写了中国经济史上的百年辉煌，创造了中国工商业100多个“第一”和“之最”，还在科技、教育、文化界等领域名人辈出，各领风骚，宁波籍两院院士有116位，数量居中国各城市之首，宁波籍大学校长有近300位。他们的杰出贡献在新中国70年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诞生的推动者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千百年来，地处东海之滨的宁波人，追风逐浪、勇立潮头，形成了“敢为天下先，敢吃天下苦，敢闯天下路，敢争天下强”的精神。而数百年来，在“知行合一”为代表的阳明文化和“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浙东文化的滋养浸润中，家国情怀深深根植在每一个宁波人心中。
70年前的10月1日，中国工商业代表盛丕华、包达三，上海市工商业代表蒉延芳，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林汉达，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盛康年、张絅伯，文艺界代表周信芳，九三学社代表卢于道等“宁波帮”人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么多人能获此殊荣，是因为“宁波帮”在追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上，始终坚守信仰，矢志不渝，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当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盛丕华，与很多“宁波帮”企业家一样，虽生逢乱世，却“经商不敢忘忧国”，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始终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相融。他曾经为孙中山募集军费，抗日战争时期，他捐钱捐物。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经营着红棉酒家，经常组织仁人志士前来谈论时局，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经常在此聚会。郭沫若有一次参加聚会后感慨地说：“我在这里才真正闻到民主的空气。”
因为是商界领袖，又是坚定的爱国者，1949年3月25日，盛丕华、盛康年父子和包达三等“宁波帮”人士应邀到北平南苑机场参加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其后，毛泽东专门设宴招待他们。4月15日，毛泽东又专门约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等上海工商界“宁波帮”人士在香山“双清别墅”共进晚餐。席间，盛丕华提出组织熟悉上海情况的人士为顾问团随军南下，帮助解放军接管上海经济。毛泽东对他的建议表示充分肯定。
与盛丕华、包达三等在商界和爱国统一战线为解放事业献计出力不同，“宁波帮”人士张承宗、沙文汉、陈修良等在隐蔽战线默默奉献。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上海局专门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宁波塘溪人沙文汉任副书记。他直接参与策划和指导了国民党王牌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起义，还策划主导了张权起义、俞勃驾机在南京起义、国民党九十七师在南京起义等事件。这些起义的成功，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
强国路上的拓荒者
“河出潼关，因太华之阻而增其奔涌；风回三峡，因巫山为隔而显其怒号。”建设新中国的征程道阻且长。在祖国需要的时候， “宁波帮”人士知行合一，知难而进，挺身而出。

香港中华总商会原会长王宽诚一生心系国家，始终与祖国同行。1947年，王宽诚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贪腐无能、压迫人民而迁居香港。离开前，他曾函告与其有来往的英美厂商：“待我理想的新政府成立，当再回来与君等重建贸易。”1949年，因战争原因很多工商企业外迁，王宽诚却成了“最美逆行者”，他冒着风险前往大连、沈阳、天津、上海等解放区考察了3个多月，回去后写了《北行见闻》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他在文中称：“经此次观光后，理想的新政府给我盼到了！”王宽诚在香港等地鼓与呼，给新生的人民政权以重要的支持和莫大的鼓舞。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新中国面临巨大的威胁。王宽诚卖地皮、卖房产出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维大号”战斗机一架，并带动香港各界人士集资逾500万港元，用以购买内地所需物资捐献给国家。他还带头认购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国债22万份。王宽诚等海外“宁波帮”人士，为人民政权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文化传统熏陶下，做事专注认真、务实低调的“宁波帮”人士，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不同行业取得了不同凡响的业绩。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鄞州人徐今强为新中国石油实现自产、结束“洋油”时代作出了卓越贡献。上海慎昌铜厂的象山籍工人潘阿耀在我国遭受经济封锁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根热轧无缝铜管，后来又攻克了无缝钢管的生产难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誉。铸就“两弹一星”等“国之重器”的丰功伟业也有“宁波帮”人士的突出贡献：原国防工办副主任、毕业于效实中学的郑汉涛少将；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数学家周毓麟；还有戴传曾、童志鹏、毛用泽、周永茂、阮可强、李鹰翔、胡思得、朱光奎……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宁波帮”人士积极响应，不仅在家乡捐资兴学，报效桑梓，更全力推动改革开放、祖国统一，他们的心中都期盼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华崛起。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这年初夏，被誉为“世界毛纺大王”的曹光彪先生到内地考察。那时，香港商界没人敢在内地投资，港商连返乡探亲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曹光彪却主动提出以来料加工合作经营的方式个人出资在内地兴建毛纺厂。1979年11月7日，曹光彪的香洲毛纺厂在珠海建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由港商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开创了“三来一补”贸易的先河。香洲毛纺厂投产后，原定5年收回投资，结果仅用了2年。曹光彪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我国沿海地区深化改革开放积累了原始资金和宝贵经验。多年后，曹光彪感慨地说：“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
      宁波是千年古城、文献名邦，“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思想根深蒂固。宁波人教育孩子不仅要掌握发家致富的本领，还要知书达礼、修德明义。历代“宁波帮”人士时时处处展现出义利并举的品质和风骨。
      改革开放后，王宽诚先生在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时，专门成立了中国“四化”服务委员会，宣传内地改革开放相关政策。1985年，他出资1亿美元创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邵逸夫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却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大慈善家。据统计，历年来，邵逸夫在内地捐资超过100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医疗、科技项目。邵逸夫捐赠的教育资金建成的设施遍布神州大地，全国多家高等院校拥有以邵逸夫名字命名的“逸夫楼”。李达三先生长期坚持为国家教育、医疗事业捐款，每年从几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2015年，他向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各捐赠1亿元，2018年又向宁波诺丁汉大学捐赠1亿元。
      在祖国走向统一的道路上，“宁波帮”人士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9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访华，揭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但中英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曾一度陷入僵局。其间，“世界船王”包玉刚通过他的特殊关系，起到了“民间大使”的作用。1982年秋天，在结束中英第一轮谈判后，撒切尔夫人受包玉刚的邀请到了上海，参加“世谊号”的下水命名仪式，之后在包玉刚的陪同下游览了上海，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为接下来的中英谈判发挥了助推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英国同意于1997年归还香港。“宁波帮”人士包玉刚、安子介、马临等出席观礼。王宽诚、安子介、董建华、邬维镛参加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史久镛全程参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参与设计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制度安排。
在澳门回归、“汪辜会谈”中，“宁波帮”人士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
  复兴路上的追梦者
向海而生、听涛而立的“宁波帮”科学家和学者，骨子里就有一种敢于弄潮、敢创大业的精气神。他们总是胸怀天下、心念苍生，知难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兢兢业业，爱岗奉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20世纪60年代，在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抗疟研究任务，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经过200多次的实验，屠呦呦团队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为了了解第一手数据，她不惜以身试药，最终获得成功。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青蒿素是中国人也是宁波人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糖丸爷爷”顾方舟也和屠呦呦一样，用自己的科学成就，保护人类生命健康，造福亿万百姓。1955年，会导致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的传染性疾病脊髓灰质炎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1957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工作的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他在云南的深山里创建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为了测试疫苗效果，他让自己的孩子做临床实验。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实验成功后，全国打响了“脊灰”歼灭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字仪式标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中国人的飞天梦，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有“宁波帮”人士的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施金苗是慈溪人。而同样从宁波走出去的董瑶海于2006年起先后担任“风云三号”副总设计师、“风云四号”气象卫星总设计师。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卫星总指挥王建宇也是宁波人。航空航天领域的宁波籍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数十位。
宁波人既能“上九天揽月”,也能“下五洋捉鳖”。祖籍宁波鄞州的徐秉汉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我国核潜艇的研发及实验，80年代见证了多艘潜艇的诞生。2002年6月，镇海籍科学家徐芑南担任“蛟龙”号总设计师。
在宁波帮博物馆，一枚拓在展石上的宽大手印，成为最特别的展品之一。馆长王辉说，这是“红帮裁缝”传人戴祖贻的手模。一枚手印，一种力量。持之以恒，坚韧不拔，是很多“宁波帮”企业家共有的品格。密封件是重型装备中极为关键的“小零件”，一丝一毫的差池都会影响整体运行安全。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几十年磨一剑，从记忆钢材、石墨垫片到金属塑性成形工艺，终以国产的“C型密封环”替代进口产品，打破国外公司长达半个世纪的垄断。公司董事长励行根说：“材料领域研发周期长、投入高。最困难的时候，供应商的钱还不上，团队领不到工资。但认准了方向，我们就坚定走下去。”靠着这份锲而不舍，天生密封件终成行业“小巨人”。聚焦芯片核心材料、瞄准智能传感、发力“笔尖钢”、攻坚切割丝高端市场……在工信部今年公布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中，宁波有28家企业上榜，数量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成为中国制造不惧风雨的中坚力量。
峥嵘皆本色，坚守是初心。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胸怀家国情怀的“宁波帮”人士，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新的伟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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